纵观整个2021年，银行业高管的变动贯穿始终。有人奔赴国有大行上任，有人拥抱金融科技履新，也有人因腐败应声落马。凡此种种，甚为乱人眼球。岁末年初，证券时报记者谨以相关主线和数据，为您梳理变动的来龙去脉。

2021年，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以及农商行均有不少“掌门人”出现变更。年关岁末，甘肃银行和吉林银行还双双上演“换帅”压轴戏――甘肃银行行长拟调任省管企业董事长，吉林银行董事长已被提名为长春市政府副职人选。

事实上，今年银行体系干部与地方之间的相互流动并不鲜见。例如，3月份就职重庆市新任副市长的蔡允革就来自交通银行，而重庆市原副市长李波赴任央行，回归金融体系。

此外，年内国有大行与股份行之间的高管流动也颇为频繁，如光大银行原行长刘金、招商银行原副行长刘建军均已赴任国有大行行长。而六大国有银行中，有不止两家实现了高管调任，去向仍在大行圈子中。

与此同时，随着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更加熟悉互联网技术或商业模式的“70”、“80”后高管也在今年纷纷崭露头角，比如，工商银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钱斌年内升任交通银行副行长；当然也有一些银行高管选择朝互联网靠近一步的，如浙商银行原行长徐仁艳已转道度小满金融。

“这两年，不少银行也开始进入新老更替的高峰期。”某大行资深从业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部分银行特别是国有大行，这两年迎来了退休季大潮，“年轻时代”走上C位。

“空降”常态化

今年，金融系统的高管变动可谓一贯到底。12月20日，甘肃省委组织部发布一批干部任前公示，现任甘肃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董事王文永拟任省管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据了解，王文永现年55岁，早前在建行系统工作近30年，曾任建行新疆区分行纪委书记、甘肃省分行副行长等职务。2018年9月，王文永出任甘肃银行行长。

就在同一天，吉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现任吉林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宇龙拟任长春市委常委、提名为长春市政府副职人选。这意味着，吉林银行时隔两年又将“换帅”。

公开信息显示，现年48岁的陈宇龙是一位资深的银行人。从个人的履历来看，陈宇龙曾在工行系统工作长达22年。陈宇龙于2016年9月曾离开银行体系，彼时被调任至东北亚国际金融投资集团担任总裁一职，后又接棒吉林金控总裁。2018年初，陈宇龙回归银行圈，出任吉林银行行长，后于2019年11月升任该行董事长，并继续兼任行长一职。2020年6月，陈宇龙不再兼任吉林银行行长，出自建行系统的王立生接任行长职务。

近几年，金融体系高管“空降”地方党政系统，担任省级政府副职的情况屡见不鲜。某国有企业金融板块的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金融体系干部到地方挂职历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机制，2018年以来，厅级以上金融干部被选派到省、市政府挂副职的情况开始密集出现，通常为平级调动，负责分管地方金融事务或扶贫工作。

这一情形在2021年依旧延续。今年4月，交通银行原监事长蔡允革、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宁咏分别赴任重庆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此外，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江苏银行，原副行长周凯也于今年下半年赴任政府机构，现任江苏省镇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具备金融专业能力、监管素质的领导对地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某地方金融监管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从金融体系选派干部，能够有效补充地方金融资源、人才等方面的短板。

大行流动也频繁

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年内A股上市银行中董监高离职人数与2020年相比有所减少，但整体变化并不剧烈。2020年A股上市银行董监高的离任人数合计为185人，2021年的这一数据则为165人，离职高管显然略有下降。不过，股份制银行的董监高离职人数却比去年明显增多，由去年的37人增至今年的55人。

今年以来，六家国有大行行长全部补齐，其中有两家大行的新任行长均来自股份行。

2月，光大银行原行长刘金调任中国银行补位行长一职。公开资料显示，刘金现年54岁，参加工作后大部分履职经历都在工商银行，曾任工行伦敦代表处代表、山东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江苏分行行长等。自2018年以来，刘金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先后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光大银行行长和中国银行行长等职。在调任中国银行之前，刘金担任光大银行行长一职仅一年有余。

另外，一度空缺的邮储银行行长职位，也在今年年内由来自招商银行的原副行长刘建军补位。

除了与股份行的互动较为密切，国有大行之间的高管流动也颇为频繁。从年初开始，国有大行开始迎来一轮较为密集的高管变动。1月7日，农业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董事会选举谷澍为董事长，该行原董事长周慕冰因年龄原因辞任。此前，工商银行于当月5日就发布消息称，谷澍因工作变动，已经辞去该行副董事长、行长等职务。随后，工商银行于当月28日官宣，提任副行长廖林为该行行长。

同一时间段，中国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王江调任建设银行，任该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深耕银行业多年的王江，在建行、交行、中行三家国有大行均有过履职经历，此次调任，也是他多年之后再度回归建设银行就职。而原行长被调任后，中国银行也很快在今年2月迎来了新行长刘金。

科技汇群英

值得注意的是，股份行董监高人员的去向也非常多元化，有奔赴国有大行的，也有拥抱金融科技的。

由于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使得近两年来一些更加熟悉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人才在银行业快速崭露头角。有资深银行从业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当下不少大行迎来了员工的退休季，而“后备军”的补充则多看重复合型人才。例如，今年6月升任交通银行副行长的钱斌，在金融科技领域就有深厚积淀。此前，他曾任工商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数据中心（上海）总经理、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等职。

华东地区某资深银行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互联网金融尽管具有很大的创新性，但也离不开出身于传统金融行业的银行高管，后者对合规、风险等方面的把控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银行高管对传统的金融业务比较熟悉，带有互联网基因的一些金融科技集团则有技术支撑，但要做相关的新型金融业务，也需要懂行的人，才能把自身的技术优势发挥出来。

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女副行长陶怡就有金融科技背景。资料显示，陶怡出生于1985年，年仅36岁，2020年6月升任张家港行副行长一职。此前，陶怡曾任常熟农商行小额贷款中心技术顾问，转道张家港行后成为该行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两个事业部的负责人。

“银行业务对金融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管年轻化有助于银行敏锐地把握最新技术发展动态，更好地推动金融创新，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社科院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相较老一代，现在的银行高管在职业道路上可能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2021年从银行体系跳槽到金融科技相关领域的高管大有人在。例如，今年9月，56岁的银行“元老”徐仁艳离开浙商银行，赴任百度旗下金融科技公司度小满金融的董事长、副总裁，同时兼任8月30日成立的度小满（杭州）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此前，徐仁艳已在浙商银行工作了约17年，曾参与该行的筹建，2019年浙商银行在A股上市。徐仁艳先后担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并于2018年4月升任浙商银行行长。

有人拥抱金融科技，也有人走向金控领域。比如，今年2月，华夏银行原副行长李岷接过了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副总经理一职。年底时候，李岷还递交了华夏理财董事长职务的辞职报告，彻底告别老东家。

“年轻时代”走上C位

在银行高管的新老交接中，证券时报记者发现，2020年以后就任A股上市银行高管职位的人员中，已有接近七成属于“70后”。这也使得“70后”高管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目前已超过40%，几乎与“60后”平分秋色。

此外，“80后”高管的行业占比也已接近4%，其中大多数是在2020年下半年以来升任现职的。尽管目前暂未有“80后”行长出现，但“80后”高管中的逾七成已经成为相关银行“二把手”，担任副行长要职。

有意思的是，上市银行高管的年龄结构有着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年轻高管逐渐在银行业内崭露头角，这在市场激励机制发展较为充分的江浙一带表现得尤为明显。

“江浙两地有着较多的上市银行，而从近两年来看，高管年龄普遍不高。”该区域某银行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不完全统计发现，A股上市银行中，高管平均年龄最小的江阴银行便出自于苏南银行圈，该行包括行长、副行长、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等在内的9位高管，平均年龄为44.4岁，其中副行长王凯最为年轻，年仅35岁。

反腐风继续吹

不容忽视的是，2021年金融业的强监管之风继续吹。整体来看，高管落马的通报全年一以贯之，国有大行和政策性银行成为金融反腐的星级地带。

证券时报记者搜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统计发现，整个2021年度，仅国有大行就有超过11名省级分行及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被通报查处，具体包括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王振林等4人，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勤等2人，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传伟等2人，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陆锦文等2人，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于化源。

在国家政策性银行体系中，同样也有至少10名省级分行及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通报被查。具体来看，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何兴祥、原评审二局资深专家张林武等7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原专职评审委员李泊言等2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杨百路。

股份行中，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均有高管涉及腐败案被通报查处。银行圈内最近的一则反腐通报，便与光大银行相关。11月23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光大集团纪检监察组消息，光大银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光大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潍坊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内，光大银行已有3人被查，光大集团体系内已有4名高管被双开。此外，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原行长张翎去年被查，调查结果尚未披露。

通过翻阅多位银行高管的查处通报，证券时报记者发现，信贷审批环节的腐败行为成为多数被查高管的“犯案”共性。对此，中纪委网站11月2日刊文指出，“目前，我国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大部分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作为资金提供的主要渠道，是典型的资源富集、权力集中领域，干部容易受到‘围猎’。”

中纪委刊文中还指出，部分机构信贷领域制度设计有缺陷，制度交叉和规定空白同时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同时，信贷领域腐败问题往往专业性、技术性、隐蔽性较强，并且以贷谋私往往需要上下勾结、左右串通、多环节配合。

“既有他们个人的主观因素，也有一些相应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没能有效落地实施到位。”有资深银行机构人士谈及银行高管屡屡发生严重腐败时指出，除了个人思想觉悟出现问题之外，也不能忽视一些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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